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清华大学应急管理研究基地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在薛澜、彭宗超等专家的带领与指导下,与校外有关机构和专家密切合作,充分发挥前期对非典、甲流等突发事件相关研究积累优势,就疫情防控应急响应和风险治理开展了一系列专题研究。
到2月22日为止,应急管理研究基地已经向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提交了22篇政策建议报告,其中,多篇已被采纳,充分体现基地密切关注影响首都和国家安全与发展的实践紧迫问题,积极为化解各类风险和危机问题提供智力支持的使命与担当。
1.针对国家疫情防控工作,薛澜教授接受中新社采访
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专门听取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汇报,对疫情防控特别是患者治疗工作进行再研究、再部署、再动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特别会议”,定调肺炎疫情“防、控、治”。对此,薛澜教授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表示,这次“特别会议”显示出中央对整个疫情防控工作做出重新梳理和全新部署,从现实情况来看,原来的应对机制已不足以应对疫情不断升级的局面。在薛澜看来,这次“特别会议”上提出的“全面动员,全面部署,全面加强工作,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意味着中央向全党传递一个重要信号:关乎民众的安危、更新对疫情的“防、控、治”,就是各级党委政府当前最大的政治;同时,亦向全社会表达出坚定决心和态度:“一定能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薛澜认为,这样的布局安排相当于形成一个自上而下、没有‘中梗阻’的指挥系统,一个小组“在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领导下开展工作”,规格和重视程度非常罕见。薛澜认为,从中央最高层的布局思路来看,各级党委政府此刻面对疫情防控工作必须要做到“心无旁骛”,不能再有等一等、看一看的想法。“要坚守岗位、靠前指挥,在防控疫情斗争中经受考验,深入防控疫情第一线”。
2.针对推进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薛澜教授受中国纪检监察报专访
2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研究下一步疫情防控工作,对此,薛澜教授接受中国纪检监察报记者专访。薛澜教授认为,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对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考验可从两方面来看:一是当前人类社会面对的安全风险日益增加,给各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秩序带来严峻挑战,如何加强和改善应急管理、有效应对各类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既考验着各国政府的治理能力,也体现了各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程度。二是新时代下人民群众对公共安全的需求日益增长,对安全风险的容忍度越来越低,如果不能有效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不能及时有效地应对各类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很可能会影响人心向背和社会稳定,进而引发社会安全乃至国家安全问题。
薛澜教授认为,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还存在的短板有:风险防范意识薄弱,面临巨灾应急准备能力亟待加强,国家应急管理体系仍待优化,应急管理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备,应急指挥协调机制仍待完善,权威应急专家(组)和应急科技决策支撑机制亟待加强,一些地区和部门领导干部的应急指挥能力仍较薄弱,应急管理培训体系不够完备,公众应急科普宣教工作亟待加强,部分应急物资日常储备和产能储备不足等。
薛澜教授认为,进一步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要重视如何从制度建设上解决“防”与“救”的问题、如何解决“上”与“下”的问题和如何解决“开”与“闭”的问题。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可从三个方面推进:一是转变观念,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把应急管理工作的重点从事件应对转到风险防范;二是加强体制机制建设,在完善统一高效的国家综合应急管理指挥体系的同时,给地方政府在应急管理体系设计方面留出充分的创新空间;三是多种方式并举,大力加强国家应急管理综合能力的提高和配置的优化。
3.针对全国疾控体系现代化,薛澜教授接受中新社采访
2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进行调研指导。对此,薛澜教授接受中新社采访,他认为,“要把全国疾控体系建设作为一项根本性建设来抓”。自2003年非典之后,国家在疾控体系建设方面下了不少功夫,但只加强投入还远远不够,关键要理顺体制机制问题。从近些年发生的公共卫生事件来看,真正建立一个符合疾控本身内在规律的体制,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薛澜教授指出,现在公共卫生专业的学生越来越少,而从事疾控、公共卫生的专业人员更是严重不足。特别是遇到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疾控部门的专业人员发挥什么作用,如何参与决策,非常关键。薛澜教授表示,公共卫生治理现代化本身就是国家治理体系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落脚点最终要放在保障民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上。
4.针对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薛澜教授接受中新社采访
中共中央政治局21日召开会议,研究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部署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此次会议对疫情形势作出科学判断,并就完善差异化防控策略,恢复经济社会运行的优先领域给出战略性指导。近期,中国新增确诊病例数和疑似病例数总体呈下降趋势,治愈出院人数出现较快增长,尤其是湖北以外省份新增病例大幅减少。对此,薛澜教授指出,“一方面是对前一阶段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另一方面也提醒全国各地在恢复经济社会正常秩序过程中不可麻痹大意,功亏一篑,导致疫情反弹。在此背景下,各地方必须有针对性地拿出有差异的精准防控措施。”薛澜教授表示,在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时,最关键是要采取科学的态度,摈弃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准确地了解所在地区疫情的真实情况,准确地了解恢复经济社会发展正常秩序面临的困难,在此基础上实事求是精准施策。
5.针对首都疫情防控的社会心理,薛澜教授等形成政策建议
疫情防控进入关键时期,亟需持续关注网络舆情,关注重点人群、把握社会心态,这对首都疫情防控工作意义重大。对此,研究基地的薛澜、彭宗超、曹峰等研究人员,分析“首都疫情”舆情特点,针对地提出:①持续关注社会各阶层舆情动向,准确把握首都疫情防控的社会心理动态;②充分重视中小企业经营者的舆情诉求,关注首都疫情在经济和市场领域的反映,可适时出台相关政策,缓解社会情绪;③及时回应社区民众的现实需求,巩固首都疫情防控的社会心理基础;④把握网络议题的主导权,加强宣传引导,塑造积极应对疫情的良好社会氛围。
6.针对疫情大数据运用,彭宗超教授等开展了专项研究
为了系统深入分析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应对过程中的舆情态势与走势,彭宗超教授等运用互联网大数据平台,对互联网疫情大数据进行定量分析,从而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①高度重视全国和各地疫情网络大数据信息的提前监测与预警功能发挥,提高实际疫情风险评估与防控的时间效率;②切实重视疫情与舆情两条战线并进的应急策略;③全国层面和疫情爆发的特定地区,均要及时运用疫情大数据等政策工具,综合施策以不断提高疫情风险防控的能力与水平。
社会心态是抗击疫情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彭宗超教授等还通过对互联网大数据的网民关注与情绪分布和演化测度,了解和研判在抗击疫情过程中的民众关注与情绪的变化和走势,从而提出针对民众防疫风险沟通要因时、因地、因情、因需的对策建议,用于引导民众负向情绪,建设正向积极心理。